加西亚·马尔克斯与他的《百年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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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哥伦比亚当代著名的作家，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1928年3月6日，他出生于滨临大西洋的圣马尔塔港附近一座依山傍水的小城镇阿拉卡塔卡。八岁前，一直生活在外祖父家。外祖父是一位上校，参加过两次内战。外祖母是一位勤劳的主妇，很会讲神话故事。这段充满幻想和神奇色彩的童年生活，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的文学生涯，特别是为他的《百年孤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幼爱好文学，在小学和中学学习期间，阅读了大量的经典作品，特别是西班牙黄金时代的诗歌，这为他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十八岁考入波哥大国立大学法律系，但动荡的政局迫使他中途辍学而进入报界，任《观察家报》记者，同时开始文学创作。接着便被该报派驻欧洲，到过巴黎、波恩、罗马等地，也访问过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创作《百年孤独》之前，发表的作品主要有《枯枝败叶》（1955）、《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短篇小说集《格朗德妈妈的葬礼》（1962）和《恶时辰》（1962）。这些作品实际上是《百年孤独》的片断。作者自己说过，他为了写《百年孤独》，酝酿了整整十八年。因此也可以说，这些作品是他为写《百年孤独》而进行的练笔。

1975年，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家长的没落》问世。这是一部以极其夸张的手法鞭笞拉丁美洲残暴的军人独裁统治的小说，但其影响和受欢迎程度远不如《百年孤独》。1981年，发表新作《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目前，他正在写一部“完全不同于过去题材的爱情小说”，近年内将与读者见面。

《百年孤独》写的是布恩地亚一家七代人充满神奇色彩的坎坷经历和马贡多这个小镇一百多年来从兴建、发展、鼎盛及至消亡的历史。作品内容复杂，人物众多，情节离奇，手法新颖，它“汇集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1]，深刻反映了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美大陆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现实。

[1]见1982年10月21日瑞典皇家学院授予加西亚·马尔克斯诺贝尔文学奖时的公告。

哥伦比亚位于南美洲西北部，地跨温、热两带，全国不少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地下矿藏也很多。因此，它历来就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垂涎的肥肉。跟拉美其他国家一样，西班牙殖民者闯入之前，这里繁衍生息着许多土著民族。从十六世纪起，随着殖民者用火与剑加十字架对这块大陆的征服及继而大批移民的涌入，哥伦比亚从社会结构、思想信仰到习俗风尚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构成该国历史上第一次的重大转折。小说中关于吉卜赛人来到马贡多以及乌苏拉发现与外界的通途，引来了第一批移民的情节，可以看作是那段史实的写照。

哥伦比亚挣脱殖民枷锁获得独立后，国家政权完全为土生白人（即所谓“克里奥约”们）大地主、大商人所掌握。他们分为两派：一派是代表地主、教会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保守党；一派则为代表工业资产阶级与其他阶层利益的自由党。他们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并没有什么原则的区别，他们只是在统治方法和手段上有所不同，就象小说中说的，只是一派五点钟上教堂望弥撒，而另一派则是八点去。自由党和保守党为争权夺利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选举完全流于形式，宪法无异一纸空文，政变迭起，内战频仍。从1830年至上世纪末的七十年间，全国爆发了二十七次内战，单是1899年至1902年的那次全国内战，就使十多万人丧失了生命。“政治暴乱——绥靖行动——动荡不定”成了这个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恶性循环。作品以很大篇幅详尽地描绘了这方面的史实，并且通过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传奇生涯集中表现出来。政客们的虚伪，统治者们的残忍，民众的盲从和不觉悟都被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

美国香蕉公司在马贡多的建立以及各色人等的大量涌入，彻底改变了这个集镇的面貌，成为它历史上最重大的变革。这次变革既带来了表面上的繁荣，也带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恶习。大多数读者虽然对小说中作者采用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比较陌生，可是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一定的历史和政治内容，以及作者对帝国主义的谴责，对封建教会的嘲讽和对独裁统治的抨击，还是给人留下了震慑人心的鲜明印象。

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性格鲜明的众多人物，特别是布恩地亚家里一代又一代取名奥雷良诺和阿卡迪奥的子孙，“他们尽管相貌各异，肤色不同，脾性、个子各有差异，但从他们的眼神中，一眼便可辨认出那种这一家族特有的、绝对不会弄错的孤独神情”。布恩地亚家族的成员，各自生活在自己密不通风的孤独的堡垒中，每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来排遣（实际上是保持）自己的孤独：奥雷良诺上校周而复始地制作他的小金鱼，做了化掉，化了再做；阿玛兰塔为自己织裹尸布，日织夜拆，雷蓓卡闭门封窗，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直到死亡；俏姑娘雷梅苔丝每天在浴室里整小时整小时地消磨时间……在这个家族中，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始终没有心心相印的感情沟通，没有推心置腹的切磋商讨，相互之间缺乏信任和了解，缺乏关心和支持。尽管很多人为打破孤独进行过种种艰苦的探索，但由于无法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把各自分散的力量统一起来，最终均以失败告终。作者花了大量笔墨来描写这种孤独所造成的愚昧、落后、保守、僵化的现象，是为了让读者感受到这种孤独——一种因为不能掌握自身的命运而产生的绝望、冷漠和疏远感。这种孤独感不仅弥漫在布恩地亚家和马贡多镇，而且渗入了民族的精神，成为阻碍民族向上、国家进步的一大包袱。作者的用意是要引起公众思考造成马贡多一百年孤独的根本原因，从而去寻找摆脱命运播弄的正确途径。但是，作者没有为马贡多和布恩地亚家族规划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相反却让他们在一阵狂暴的飓风中彻底从地球上消灭了。对于这个结尾，有些评论家认为是反映了作者有悲观主义和宿命论的观点。但也有人认为，从客观上来说，象马贡多和布恩地亚家族那样因循守旧、复古保守，那样窒息停滞而又不思改革的社会和家庭，它们的灭亡正是历史的必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说过：“孤独的反义词是团结”，这为我们理解作品所说的孤独的涵义提供了很好的注解。

我们认为，应当说，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对他自己的祖国和拉丁美洲的前途还是充满信心的。1982年12月8日，他曾经表示，他不相信“除了靠世界上两位强大的主子活命之外我们就别无前途可言”的说法。他说：“面对压迫、掠夺和遗弃，我们的回答是生活。无论是洪水还是瘟疫，无论是饥饿还是社会政治动荡，甚至多少世纪以来永无休止的战争，都没有减弱生命压过死亡的顽强势头。”他表示相信：“面对人类有史以来就可能是某种乌托邦这一令人震惊的现实”，“着手建造一个与之抗衡的理想社会还为时不晚。这将是一个崭新的、灿烂如锦的、生意盎然的乌托邦，在那里任何人都不会被他人决定死亡的方式，爱情真诚无欺，幸福得以实现，而命中注定一百年处于孤独的世家最终会获得并永远享有出现在世上的第二次机会”。

拉丁美洲的文学历来受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文化的影响，但是多少年来，拉丁美洲地区一些有作为的作家一直在努力发掘本地区、本民族古老的印第安文学传统，并把它糅合到自己的创作中，以求精确地表现本大陆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性。到了本世纪六十年代，拉美文坛异军突起、一枝独秀，出现了被称之为“文学爆炸”的空前繁荣景象，一大批作家脱颖而出，引起世人瞩目。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巴尔加斯·略萨等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百年孤独》则被认为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成功的作品之一。

《百年孤独》中运用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对我国读者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它遵循了所谓“变幻想为现实而又不失为真”的原则。通过作者的构思和想象，把触目惊心的现实和源于神话、传说的幻想结合起来，形成色彩斑斓、风格独特的图画，使读者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形象中，获得一种似曾相识又觉陌生的感受，从而激起寻根溯源去追索作者创作真谛的欲·望。魔幻现实主义是以现实为创作基础的，但允许采取极端夸张的表现手法，如《百年孤独》对外界文明刚进入马贡多的描写：吉卜赛人拖着两块磁铁挨家挨户地走着，“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从原地落下，木板因铁钉和螺钉没命地挣脱出来而嘎嘎作响……跟在墨尔基阿德斯那两块魔铁后面乱滚。”又如写到香蕉公司使用现代科学来进行经济掠夺，那些美国佬竟“有着过去只是属于上帝的威力，他们居然改变了降雨规律，加快了庄稼成熟的周期……”。作者使用这种表现手法，是为了进一步丰富读者的想象力，以达到渲染艺术效果的目的。

《百年孤独》还大量运用了印第安传说和阿拉伯神话以及《圣经》故事来加强马贡多的神秘气氛。据说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杀了普罗登肖受鬼魂纠缠就是取材于印第安传说；有关飞毯的描写无疑是借用了《天方夜谭》的故事；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携家眷离开里奥阿查，与《圣经·出埃及记》相似；马贡多的创建使人想起《圣经·创世记》和《希望之乡》；下了四年十一个月零二天的大雨则是《洪水灭世》故事的移植。拉丁美洲是天主教影响很深的地方，那里的许多民间传说也往往带有宗教和迷信的色彩。作者在运用这方面的传说时，有时是直接把它们作为现实来描写的，如：好汉弗朗西斯科“曾和魔鬼对歌，击败了对手”、俏姑娘雷梅苔丝白日升天、阿玛兰塔在长廊里绣花时与死神交谈等等；有时则反其意而用之，如：尼卡诺尔·雷依纳神父为募集修建教堂的资金，喝了一杯巧克力后使自己升腾离地十二厘米，以便证明“上帝有无限神力”，这种违反常识的描写，显然是对宗教迷信的讽刺和嘲笑。

《百年孤独》还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如：当失眠症在马贡多传布时，人们白日做梦并能看到别人梦里的景象，最后竟集体丧失记忆。作者的意图是要提醒公众牢牢记住容易被人遗忘的历史。这类例子在《百年孤独》中比比皆是，作者都没有明确指出，在奇谲多变的故事中，想要告诉读者什么，而是让读者去想象，去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在小说的结构方面，《百年孤独》也有其独到之处。小说一开头就采用了从将来的角度回忆过去的新颖倒叙手法，作者写道：“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接着便掉转笔锋，又从马贡多的初创时期写起。这样的结构，在小说中一再重复出现，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不断地给读者造成新的悬念。

象《百年孤独》这样一部内容复杂、情节离奇、写法独特新颖而又具有社会、政治、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作品，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虽然作了努力，并得到许多同志的帮助，但谬误和不妥之处仍属难免，我们恳切地期待着广大读者和西班牙语界同行们的指正。

译者

一九八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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