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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看着奏疏道,
“壮马、利器、修险、备粟,桩桩所费不菲啊。”
张诚回道,
“这也是科道官的建议。”
“科道官”是“科官”与“道官”的合称。
科官是独立于都察院之外的相对独立的监察系统,按照六部建制,分别于吏、户、礼、兵、刑、工六大科中置左右给事中等官,共五十余人,专门负责监督六部。
道官是指都察院下设的十三道监察御史,定员一百一十人,负责监察朝中内外官员,因科官与道官职责相近,故而往往被合指为言官御史的代名词。
朱翊钧抬头瞥他一眼,
“你们司礼监现在也听科道官的话?”
张诚微微一怔,随即回道,
“军国大事,本就应由六科参预,且六科常年经手百司章奏,于安边一事,可谓所知甚详。”
“奴婢们虽有批红之权,可圣旨下达,还须六科抄出,倘或稍有不妥,六科必得驳正到部、封还执奏。”
“奴婢虽蒙圣恩,有幸得为司礼监掌印,却万万不敢隔绝上下,壅塞言路。”
朱翊钧笑道,
“你这便又是在说张居正了,前几年内阁和言官势同水火的时候你不说,去岁朕同意罢了‘考成’,你这会儿就跳出来落井下石,你这奴才,心也忒坏了。”
张诚躬身讪笑道,
“皇爷这是哪里话,言官一向同谁都过不去,不止内阁,奴婢同张鲸掌司礼监与东厂以来,都被弹劾过不知多少回了。”
“要当真铺排开来,一个司礼监都放不下,估摸着得从尚衣监排到内府供用库。”
“言官本分如此,谁掌了权,谁同皇爷亲近,他们就弹劾谁,皇爷阅览他们的弹章,是为了警醒,是为了不致闭目塞听。”
“皇爷所见所闻,皆从清流物议而来,又哪里能听得奴婢这等小人谗言呢?”
朱翊钧又低下头去细看奏章,
“言官弹劾也有他们言官的目的,甚么君子、小人,那都是哄外头措大的话。”
“朕心里可清楚得很,前几年‘倒张’,他们科道官跟着起哄架秧子,不就是想借着‘倒张’的东风让朕废了‘考成法’吗?”
“先前张居正为了控制言路与六部,以立限考事、监督官吏为名,让六部、都察院设置考成簿送内阁稽考,不就是想把朝政大权悉数集于内阁吗?”
“后来张居正一死,张四维丁忧病逝,内阁失了能坐镇的辅臣,言官自然要奋起夺权。”
“他们说‘考成法’侵犯六部权力,违背祖宗旧制,不过都是专用来攻讦的套话,他们无非是想借着张居正擅权让朕废了考成,把原来属于言官的权力再还给他们。”
“现在他们弹劾你和张鲸,也是一样的道理,他们说司礼监窃权,说的是窃他们的权,同他们从前说张居正专权是一个意思。”
“言官弹章皆‘套子’,你不必往心里去,朕也不需要通过他们的这些弹章来通耳达目,朕登基十五年了,这是好是歹,朕还是分得清的。”
朱翊钧淡淡的几句话下来,张诚不觉就出了一身冷汗,
“有皇爷嘱咐,奴婢自是不往心里去。”
“然圣人有云,‘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言官虽常为朋比,但边事紧要,庙堂之上,总是和而不同者多,骄而不泰者少,其中种种究竟,还请皇爷明鉴。”
朱翊钧头也不抬地问道,
“科道官都说甚么了?竟教你这么紧张。”
张诚回道,
“科道官有言,顷自扯酋嗣封,说者谓可数千年无事,然窃惧其知燕雀之安,而不知桑土之防也。”
朱翊钧心道,这个科道官却有些见识,
“这是谁说的?”
张诚道,
“是兵科都给事中顾九思。”
朱翊钧想了一想,道,
“哦!朕记得他,他从前治丰城时,有个治县‘三不在’之说,吏不在舍,卷不在廊,囚不在狱,后来万历初年时,果然以治行第一擢为户科给事中。”
张诚道,
“皇爷好记性。”
朱翊钧笑了笑,道,
“他现在这两句话说得也很有道理。”
张诚从皇帝笑中得了鼓励,立刻接下去道,
“奴婢也觉得有理,通贡与讲和不同,讲和乃两敌相角,一方自度未足以胜之,故不得已而求和。”
“譬如汉之和亲,宋之献纳,其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国,是故贾谊以为倒悬,寇公不肯主议。”
“然今之外虏称臣纳款,效顺乞封,则制和者在中国而不在夷狄,比之汉、宋之事,万万不侔,是故桑土之防,戒备之虞,不容一日少懈。”
朱翊钧道,
“话虽有理,道理中却变不出银钱来。”
张诚沉默片刻,道,
“皇爷不是才裁减了织造……”
朱翊钧又掠他一眼,眼皮一抬一颤,自是抖出一份专属于深宫禁苑中的威严,
“上上下下统共就那么点儿银钱,你们倒是挺会替朕盘算。”
张诚不语。
却听朱翊钧叹气道,
“拆了东墙补西墙总不是个办法,今日你们有能耐拆了朕三宫赏赐的‘东墙’,那明日呢?明日要哪里再出事,你们难不成还有本事敲了那九边军饷的‘西墙’去补?”
张诚道,
“待秋税收上来就好了,今岁北方委实是旱了些,但江南五府仍有‘白粮’可用,好坏总能填补些军需。”
“白粮”特指明廷于江南富庶之地,常州、苏州、松江、嘉兴和湖州五府,在秋粮之外派遣的额外漕粮,其所征课供为宫廷和京师官员专用,属于江南五府独有的田赋附加税种。
朱翊钧笑了一下,道,
“又要朕对江南加赋?朕可开不了这口。”
张诚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爷有甚么不好开口的?”
朱翊钧道,
“你倒是说得轻巧,内阁现在三个南直隶人,你让朕怎么开口?去岁内阁和徐贞明提议要在北方开垦水田,减免江南漕粮之负,朕可是帮你们北方人说了话的。”
“内阁当时可是振振有辞,连‘北京雄据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给东南,岂西北古称富强之地’这种话都出来了。”
“还是朕对他们说,南方地下,北方地高,南地湿润,北地缣燥,若于北地强开水田,则人情不便,倘或百姓不愿,则不该强行。”
“否则北方连年天旱,到了今岁这派连井泉都干涸的境地,说不定底下还有不少官吏,要凭着那些‘莫须有’的水田,争相上疏劝朕不必蠲免北方税粮呢。”
“申时行虽然明面上一直不说,但朕心里清楚,江南已是财乏困敝,民力殆尽,倘或再竭泽而渔,恐怕我大明不日就要再出一个方腊、张士诚了。”
“光朕一人信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甚么用呢?百姓天生不爱诗书礼乐,陕西那些采石为食的饥民又听不懂王事靡盬。”
张诚不吱声了。
朱翊钧合起了手上的奏章,
“军需的事朕知道了,且先缓一缓罢,科道官只管张嘴博名,朕却得开源节流,好生合计。”
张诚道,
“那郑雒的这封奏疏,皇爷想要如何处置呢?”
朱翊钧原想说“留中”,话到嘴边,临时又改了主意,
“你便这般回覆他,驭虏事宜,屡经督抚官条议,勿徇虚喝,勿轻私饵,兵不可玩,威不可亵,小过弗责,小隙必杜,著相机实行,毋事空言。”
张诚觉得皇帝的这话有点儿推卸责任,不禁进一步问道,
“皇爷可要御笔亲批?”
朱翊钧看了一眼题本,道,
“内阁已有票拟,你便照朕先前所说批朱便是。”
张诚只得应下,随即又道,
“皇爷事事嘱托于司礼监,奴婢负之重任,心中不胜惶恐。”
朱翊钧摆手道,
“都不是甚么大事,古人云,‘取人之道,参之以礼;用人之法,禁之以等’,朕是事事嘱托于司礼监,又非事事听从于司礼监,且朝政大事一向有内阁、六科时时驳正,你实不必为此惶恐。”
朱翊钧说这话的心是真诚的。
万历年间的司礼监远远未到像天启年间一般大权独揽的地步。
实际上,就在万历十七年,也就是后世所公认的“万历怠政”开始时期,万历帝还曾因雒于仁在《酒色财气四箴疏》中提及张鲸在官内擅权不法,要申时行等四位内阁辅臣对这位掌东厂太监加以训斥戒谕,而这在天启年间,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作为万历皇帝东宫时期的心腹内宦,张诚绝不会像魏忠贤一样僭越揽权。
魏忠贤之所以会落得那般下场,就是因为他获得权力的同时,也失去了作为一个宦官最大的倚仗。
司礼监依附皇权而生,它表面上像一丛荆棘,其实内里却细嫩得仿佛菟丝花。
因此朱翊钧毫不怀疑张诚的忠心,就像张诚毫不怀疑三纲五常乃事君根本。
朱翊钧甚至相信,倘或自己此时突然发话将司礼监全部裁撤,相关人等全部绞杀流放,张诚也一样会像先前那般跪伏在地,不住叩头谢恩道,
“天王圣明,臣罪当诛!”
朱翊钧前后两辈子加起来才刚刚当了一个多月的皇帝,还没能进化到听人恭维圣明,便心安理得地自以为圣明的境界。
正因为朱翊钧尚能分辨恭维,所以他知道此时的自己还离不开司礼监。
这倒不是他作为穿越者的先见,而是一个普通人固有的自知之明。
张诚这回却很实在,朱翊钧让他别惶恐,他就真的不惶恐地苦笑,
“皇爷,科道官‘风闻奏事’,议论的不仅是朝政,人事他们也能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