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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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那天是星期二，清晨天气温和，下着雨。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五点不到便来到厨房，喝他惯常的不加糖的咖啡。“那天你出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也象今天这样的天气。”乌苏拉对他说：“那时你睁着两只眼睛，可把大伙儿吓坏了。”但他没有听进去，这时他心里正注意着划破宁静黎明的部队上的整队声、军号声和军官们的号令声。说起来他在战场上已经摸打滚爬了这么多年，那些声音对他来说已经是很熟悉了，但这次他仍然觉得两膝发软，全身一阵颤抖，就如他年轻时当一个精赤条条的女人站在他面前时所经历的那样。他模糊地感到，自己到底还是掉进了怀念的一个陷阱。他想如果他跟那位裸·体的女人结婚的话，或许他会成为一个既不参加战争，也不会获得荣誉的人，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手工匠、一头幸福快乐的动物。这阵迟来的、没有预料的震颤，使他的早餐苦涩难咽。早晨七点钟，当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在一队起义军军官的陪同下前来找他时，他发觉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沉默寡言、沉思孤寂。乌苏拉想在他肩上披一条新毛毯。“政府那边的人会怎么想呀，”她说，“人家还以为你是连买条新毯子的钱都没有了才投降的呢。”但他没有接受。他走到门口，看到雨还在下个不停，就把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一顶旧毡帽戴在头上。

“奥雷良诺，”乌苏拉叫住他：“答应我，要是你在那儿遇到什么不如意的时候，你会想到你母亲。”

他远远地对她一笑，伸开五指举起了手，一句话都没说就迎着外面的叫骂声离开了家。那喊叫声、诅咒声、怒骂声一直响到等他出了市镇。乌苏拉用门闩闩上了大门，下决心她这世里再也不打开它了。“我们就都死在里面、烂在里面了吧。”她想：“即使我们在这幢没有当家男人的屋里变成灰，也不能叫这些该死的街坊四邻高兴地看着我们哭。”整整一上午，她搜肚刮肠地寻找事由来回忆儿子，却找来找去没找到。

签订停战协定的仪式在离马贡多二十公里的一棵巨大的木棉树下举行，不久以后这大树周围便建起了一个村子叫尼兰德。政府和两党的代表，以及交出武器的起义军代表团来到这里，招待他们的是一群穿着白长袍的、吵吵嚷嚷的见习修女，她们活象一群白鸽子，被雨水打得到处飞舞。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骑着一匹浑身泥巴的骡子，他没有刮脸，黯然神伤，与其说由于腋疮疼痛，不如说因为他孜孜以求的梦想彻底破灭了，他走过了荣誉和怀念荣誉的阶段，到达了希望的终点。根据他的安排，仪式中将不奏乐、不放爆竹、不敲欢乐钟声，也不欢呼，将没有任何可能会破坏停战的悲凉气氛的表示。一位流动摄影师为他拍了唯一一张原可能保存下来的照片，却没等冲洗出来就被迫把底板毁了。

仪式只进行了刚够签字盖章的那么一点时间，一顶马戏团用的打了补丁的帐篷里坐着代表们，帐篷中央放着一张粗糙的桌子，忠心耿耿跟随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最后一批军官们围在桌子四周。签字之前，共和国总统的私人代表还想高声诵读一遍投降文告，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反对。“我们别把时间浪费在形式主义那套上。”他说着就准备在文件上签字，连看都不看一眼。他手下的一名军官打破了帐篷内这种令人难受的沉默。

“上校，”他说，“请别让我们第一个签字。”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同意了。帐篷内鸦雀无声，静得人们可以根据鹅毛笔在纸上的沙沙响声猜出签的是谁的名字。当文件围着桌子兜了一圈，它上面第一个签名的位置依然空着。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准备填补这个空白。

“上校，”这时他手下另一名军官对他说，“您要做一个好样的军人还来得及。”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声色不动地在第一本文件上签了名，在他要签最后一本的时候，帐篷门口出现一位起义军上校，他牵着一头驮着两只箱子的骡子。尽管此人看起来很年轻，却一副劳碌辛苦的样子，不过神色很平静。他是马贡多地区革命军方面的司库。他牵着这头快要饿死了的骡子，走了六天艰难的路程，赶在停战协定签字这天来到这里。他小心翼翼地卸下一只只箱子，谨慎得惹人发火，他把箱子一一打开，从里面一块一块地把七十二块金砖放到桌子上。谁也记不得有这么一笔财富。最近一年里，中央指挥部四分五裂，革命蜕化成了各派头头之间的血腥残杀，要确定谁对这笔财产负责是不可能的。这些先铸成块状、然后包上陶土的起义者们的金子，已经不属任何人控制。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还是把这七十二块金砖包括在投降时应缴出的物资清单里。他没允许别人发言就结束了仪式。那位瘦削的青年站在上校对面，用他那双镇定自若的糖浆色的眼睛盯着他的双眼。

“还有事？”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问。

“收条。”他说。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亲笔写了张收条递给他。接着他喝了一杯柠檬汁和一小块由见习修女们分发的甜面包后就退出帐篷到另一个营帐里去了，那营帐是人家为他一旦想休息而准备的。他在那儿脱下了衬衫，在行军床边上坐下。下午三时一刻，他把一粒手枪子弹射进他的私人医生在他胸脯上用碘酒画的圆圈里。这个时候，在马贡多乌苏拉正奇怪牛奶煮了那么久怎么还没开，她揭开炉上的奶壶盖一看，里面全是蛆虫。

“他们杀死了奥雷良诺！”她惊叫起来。

出于她的孤独的习惯，她向院子望去，只见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全身被雨水淋得湿透，神情很忧郁，比他死的时候老多了。“他们背信弃义地把他杀死了。”乌苏拉一口断定：“谁也不会好心地替他合上双眼。”傍晚时她抬起泪眼，看到一些急速旋转的发光的橘黄色圆盘象流星似地划过天空。她想，这就是死的标记。当人们把裹在因血迹发硬的毯子里、圆睁着双眼的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抬来的时候，她还在栗树下她丈夫的膝盖上啜泣。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没有危险。子弹准确无误地沿着一条轨迹穿过身子，医生可以用一条浸过碘酒的布条，从前胸塞进去，从后背拉出来。“这是我的杰作。”医生得意地对他说：“这是唯一可以穿过一粒子弹而不会伤着任何要害部位的一个点。”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身边围着那些悲天悯人的见习修女，她们声嘶力竭地高唱赞美诗，祈求他的灵魂安息。这时上校懊悔没有象预先想的那样把子弹打进上颚上，他没有那样打，只是为了嘲弄一下庇拉·特内拉的预言。

“要是我现在还有权的话，”他对医生说，“我一定不经审判就叫人把你毙了，这倒不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命，而是因为你让我出丑。”

他自杀未遂这件事很快便使他恢复了失去的威望。那些编造谎话说他所以出卖战争是为了换得一幢墙壁用金砖砌成的住所的人，现在把他的自杀企图描绘成一种保持荣誉的行动，称颂他是烈士。以后当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拒绝接受共和国总统授予他的功绩勋章时，连最激烈反对他的对手也列队来到他房里，要求他不承认停战的条款，以发动一场新的战争。家里堆满了为赔礼道歉而送来的各种礼物。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为时已晚地意识到自己拥有老战友们的众多的支持。他没有排除让他们心满意足的可能。不仅如此，有些时候，他对发动一场新战争的想法是那么振奋激动，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甚至想，只要找一个借口就马上可以行动起来。实际上也给他提供了这样的借口。共和国总统在每份请求书未经一个特别委员会根据国民议会通过的拨款法审核以前，拒绝支付自由派和保守派老战士们的战争养老金。“这是对停战协定的践踏！”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吼道：“那些老战士等待邮局的通知将等到老死。”他第一次离开了乌苏拉为他养伤而买的摇椅，在卧室里踱来踱去，决定给共和国总统口授一封措词激烈的信件。在这份从未公布的电函里，他谴责政府方面首次违反了尼兰德协定，他说要是十五天之内不解决养老金的拨款问题的话，他将进行殊死的战斗。他的严正的态度，使人觉得甚至可以指望保守党的老战士们也会参加他的队伍。但是政府的唯一回答是借口保护他而加强了已在他门口站岗的军事卫队，以及禁止他跟任何人会见。全国各地对其他几位须小心防范的头头们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是一个多么及时、多么突然、而又多么有效的行动啊！停战后两个月，当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身体完全康复了的时候，他的那些最坚决的谋事者不是死了，就是被放逐出国，或者永远被民政局管住了。

十二月，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离开了养伤的房间，对他来说，只要往走廊里看上一眼就足以使他不再想战争的事了。乌苏拉以一种在她那个年纪简直是不可能有的精力，重新使家里焕发青春。“现在让他们瞧瞧，我是什么人。”当她知道儿子不碍事了时这样说：“没有比这座疯子们的家更好、更向大伙儿敞开大门的人家了。”她叫人清扫和油漆了房屋，换了家具，修复了花园，种上了新的花卉，打开了门窗让夏天耀眼的亮光一直照到卧室里。她下令终止一次次叠加的举丧活动，自己也脱下严肃刻板的丧服，换上年轻人的服装。自动钢琴又使家里荡漾起欢乐的气氛。听到这音乐，阿玛兰塔想起了皮埃特罗·克雷斯庇，想起他黄昏时分佩带的栀子花和熏衣草香味，此时她枯萎的心底开放出一朵由时间滤净了的怨恨之花。一天下午乌苏拉想整理一下客厅，便去请守卫的士兵来帮忙。年轻的卫队长答应了。以后渐渐地，乌苏拉又派给他们新的差使。她请他们吃饭，送给他们衣服和鞋子，还教他们读书写字。当政府停止对布恩地亚家监视时，有位士兵就留下来跟家里人一起生活，为家里服务了很多年。新年那天，年轻的卫队长被俏姑娘雷梅苔丝的冷淡激疯了，一早起来竟为爱情而死在她的窗下。